天博体育官网“象牙塔”与“庄稼院”的双向奔赴——探访行走在乡间的大学教授系列报道之三2020年8月，习总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广大理论工作者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下乡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人下去了，经验上来了。深入基层，深入村庄社区，到祖国的实践中去，这是做科研的价值所在。2020年，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与屏南县政府及相关院校联合成立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担任院长，着力打造乡村振兴新型智库，助力当地政府探索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思路。温铁军说，长期以来，大兴调查研究是主流，只是一个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考核评价指标发生变化，调查研究传统受到了很大程度影响，但并不是说没有人再继续坚持调查研究。

　　在追求学问的道路上，“象牙塔”的深邃与“庄稼院”的坚实各有价值。新时代呼唤着“象牙塔”与“庄稼院”双向奔赴，让大学的智慧之光照亮乡村的角落，让乡村的实践经验滋养大学的土壤。

　　2023年国庆节之后的3个月里，屏南县熙岭乡四坪村成片火红的柿子树出圈了天博官网。据不完全统计，旅游最高峰时古村单日车次8000辆左右，人数3万人以上。

　　在外人看来，它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在“回乡教授”潘家恩眼里，它实际上包含了很多道理，这个道理包括怎么把一产变成三产，怎么通过文创、以创意的方法激发出生态资源的更多潜在价值。

　　温铁军曾经作过这样的表述，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依靠的是乡村天博官网。城市市民为什么喜欢乡村？喜欢的就是乡村生态的多样化。比如屏南的龙潭村，新村民改造的就是废弃的旧房，溪流、树木、石板路、土木房、四平戏、龙潭酒，这是生态与文化，而这些，正是市民下乡的吸引力所在。

　　屏南乡野，凭什么能够让教授的情怀与乡村的现实从融合渐趋融洽，让理想根植沃土，让沃土再造农村新风尚？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陈子劲在村子里的生活简单朴素，每天早餐自己动手搭配制作一杯黑咖啡。刚来屏城乡前汾溪村的时候，他带来了一年四季穿搭的衣服，因为之前经常要往国外跑、参加各种艺术交流，不同场合要穿不同的衣服。

　　现在，这些衣服就挂在衣橱里，他只穿自在的衣服——今年3月底的采访当天，他戴着一顶呢子布做的鸭舌帽，穿着合身且舒适的轻羽绒，一口细侬软语普通话，优雅而绅士。

　　陈子劲喜欢在村子里晨跑和散步。跟随他行走在村子，记者发现每一户村民对他都极其友善，会招呼他吃蛋茶，会主动把在聊的事情告诉他。陈子劲总是笑着回应。但他这些年，并没有学会听懂当地方言，也从不介入村民的家长里短，更不会去灌输学术或是艺术的理论和价值的认识。

　　“我是在用一种很克制的方式与他们相处。”“行走在乡间，时时刻刻要警惕，因为理想主义很容易造成伤害。”他觉得这是与村民最好的相处方式。

　　对这些教授、艺术家，政府的服务做得很好。“当地干部会考虑到你有什么难题，你打电话给他他马上会来，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跟他沟通，他没有任何的回避。”陈子劲说，“见他们一点不难，意外且温暖。”

　　屏南县委、组织部部长吴周渺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当好‘服务员’，为教授们、为新老村民创造一个留下来、不想走的理由。”

　　这里的村民不是只会埋头种田，他们也拍摄短视频，会画画。他们非常自信，爱与艺术家一起创作，会主动策划民俗文化活动；他们爱听教授在村里的讲座，会为获得新知识和新技能而感到满足。

　　这里的教授待在屏南已有3年甚至更久，一手一脚干出了很多事情，亲身体会着乡村振兴的酸甜苦辣。“因为接地气，所以理解艰辛。”

　　2015年仲春，一位戴着近的中年男人走进屏南。他叫林正碌，福建莆田人。在县里的支持下，他用自己摸索出的启发性艺术教育法，把“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绘画教学活动带到了屏南。

　　2017年，考察熙岭乡龙潭村之后，他向县里提出用文创改变村貌的方案。县里成立了传统村落文创产业项目指挥部，聘请林正碌为“屏南传统村落文创产业总策划”，让他在龙潭村试点。

　　复旦大学副教授张勇正是通过林正碌的朋友圈知道屏南的。“2016年的一天，我看到林正碌在朋友圈发的一组廊桥图片，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张勇来到屏南，在双溪镇前洋村修复传统民居建筑，开展课堂教学，成为前洋村的新村民。

　　张勇团队成员杨笑是一名纪录片导演。这些年，她和张勇一起，用纪录片的形式，拍摄记录前洋村的原生态习俗。“每年春节的时候，村子热闹起来，婚丧嫁娶、迎神祭祀，都是传承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非常独特。”

　　吴周渺介绍说，屏南县“一事一议”以才引才，吸引来一批教授团队，又首创“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制度，形成了创新人才政策引进“高人”、改善创业环境引回“亲人”、创建新型社区引来“新人”的“三引三创”机制。

　　在这里，当地贯彻“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的新人才观。有教授说，林正碌是一位靠自学而成为别具一格的艺术家，肯定不符合标准化的引进人才标准，但他在龙潭、四坪的乡村改造是创新，屏南县“破五唯”使用林正碌不也是创新么？

　　在这里，村识到自己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和受益者，以主人翁的姿态提高家园建设的参与度和主动性，学习和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思维和行为上更加接近于现代社会的公民。

　　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的专家认为，屏南乡村文创实施前后的思维转变，凸显了当地通过在乡村发现新价值、传播新价值、重塑新生活，从而选择内生式发展方式的核心经验，实现对乡村价值的再发现。

　　在采访中，记者同样感到，屏南现象最耐人寻味的，是一群知识分子扎在乡村，乐此不疲、心甘情愿，演绎着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20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农村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农村。”

　　跳出“象牙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们拓展了“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主要承担者”的传统身份，在运用自己专业知识为乡村发展助力的同时，不断验证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

　　好的知识来自“象牙塔”。“象牙塔”承载着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思想的探索，让人们沉浸在无尽的求知和启迪之中。

　　“当然，知识变迁之下，很多知识已经陈旧，很多新知识加速出现，大学教师的知识必须产自‘过去+当代’，才能对今天的大学生更有吸引力。”西南大学教授、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恩说。

　　“过去+当代”。可以理解为，理论+实践，两者结合，一方面生产学术知识，一方面推动社会革新和进步。教授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着学术研究的实际价值。

　　厦门大学教授朱冬亮说：“费孝通先生讲得非常对，他表示自己是一匹学术的野马，意思是他不受一些既定的因素约束，认为哪些东西对国家发展有价值，就会进行研究。”

　　“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培养人。我负责引导学生了解‘三农’问题的新生力量和学术研究力量。我带领学生到田野进行学术研究和课堂建设。”朱冬亮说。

　　回到家乡进行乡野调查，朱冬亮每天晚上都会带领学生四处走走。“到处都能找到蛇，眼镜蛇、银环蛇，家门口就有。手电筒照过去，大家都很吃惊：那个地方真的有蛇！”

　　朱冬亮保持着做学问的初心，学生的评价也肯定了他做学术的初心。他说：“为什么在农村容易找到蛇？农村的生态环境好了，这是我们的亲身感受。在这个过程中，将生活、学术与个人兴趣融合在一起，你就不会感到疲惫。你不是为了做学术而做学术，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学术融入生活和国家发展的变迁过程。”

　　自觉地在更广阔天地里推进“象牙塔”和“庄稼院”的双向奔赴，他们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好的知识如何生产？

　　“知识分子需要抛掉‘光环’，变‘俯视’为真正的‘平视’——你是来实现多元价值的，而不是来‘我帮助你’的。”福建农林大学生态学教授王松良说。

　　20多年来，福建农林大学的一批批学子扎根乡野做生态农业。王松良欣慰之余，借受聘屏南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之机，来到他的学生、龙潭村新村民江思林的试验田。这一看，他极为震惊：“这里的稻田生物农作体系，完全不是我课堂上教的那一套。”

　　王松良改“拜”江思林为师，带学生去和江思林交流为农心得。他说：“这两年与屏南乡村的‘新农夫’们一起学做生态农业，切身体会自己从高校书斋里‘教授’到乡村田野‘草根’的‘蚕变’过程。”

　　“原来也以为自己是教授，生态农业没人比我懂，可是做之后就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我只能换一种手段——去发现在地生态农业人才、去了解更接地气的生态农业新知。”王松良说。

　　“我们把研究院建在最接地气的村子里，研究的却是乡村振兴最前沿的问题。我们把屏南当作是一个综合空间，驻扎在此，但不就事论事，反而模糊了‘边界’，向外产生更多链接，开放地吸纳空间更广阔的先进知识。”潘家恩说。

　　一个有趣的现象正在发生：“科特派”助力的特色农产品，由市场营销学教授团队助攻上市；社会美育教授的田间课堂内容，请生态学教授担当设计指导……

　　这，也许就是集美大学教授黄永春所寻求的“学科研究的深度”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广度”之间的平衡。

　　为了推广斑节对虾这一优质对虾新品种，黄永春曾经组织学生到一线开展相关生产实验，将生产一线%，并将该过程整理成论文发表。但论文最终因为某一评审专家“成活率不到80%就算失败”的意见被“枪毙”。

　　“我跟编辑解释说接近70%的成活率在实际生产中已经相当不错了，可又有什么用？编辑表示理解，但论文终究发不出来。”黄永春说。

　　黄永春认为，如果评审专家能到养殖一线做个调查，或是自己不做“高产养殖实验”，换成做“基因表达”的实验，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黄永春最终没有选择做“基因表达”的实验。“那套话语模式，放到生产一线养殖户听不懂，没人会和你一起干。他们需要的是能帮助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办法和措施。”

　　从事学术研究，知识分子有两种目标：一种是纯学理性的研究，注重研究的学术价值彰显；还有一种是强调实践性的研究，注重研究的应用价值彰显。也有学者两者兼而有之。

　　纯学理研究很少直接与日常应用相关。但在许多情况下，纯学理研究对扩充知识很重要。比如，最为基础的数学研究、较为前沿的基因研究，它可以是一种探索，但这种探索可以使得人们在处理实在问题时，潜藏着“造成或巨大进步”的可能。

　　开展实际研究，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自然就必须强调其应用性，直接为推动国家发展、社会发展服务。比如，“三农”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相关问题也肯定与城乡关系密切。

　　然而，应用研究的学者，也有苦恼。他发表学术文章的应用性体现在哪里？从“庄稼院”到“象牙塔”，这个距离能否缩短些？

　　毛大梅年复一年扎在田里埋头研究水稻育种，苦于应用研究论文“含金量不高”，6次申报副高职称均未能成功，直到去年才终于在学校评价体系的转变中获得通过。

　　“水稻育种是跟着太阳走的‘候鸟式研究’。我每年3月至10月在本省沙县基地、10月至次年4月底在海南，这中间还有个把月甚至要两头奔波。进高校工作27年，我一直坚持在水稻育种一线，坚信付出总会有回报，但申报职称‘屡败屡战’。”毛大梅坦言。

　　“一个被贴上‘做实践的’标签的学者，意味着他（她）与理论还是‘两张皮’。埋首在乡间，久了，你会发现自己跟主流的学界开始疏远，疏远以后可能很多人不认识你，或者说你就是个实践派——实践派是什么意思？或许就是‘你没学问’。”潘家恩说。

　　“评价指标是‘指挥棒’，如果把他们强行地捆在书斋里，也会压住大量年轻人下乡调研的积极性，对年轻人来说是个摧残。”温铁军说。

　　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作出兼顾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的高质量理论与实证研究，需要关注到学术培训和激励机制的设计。

　　教授们希望，这“两张皮”能合二为一，让主流学界看到做实践的人不是只会埋头赶路，他们同样能够对知识生产作出巨大贡献。同时，做实践的人也要学会总结、学会提炼，而不能只是说“我做了”。

　　2023年，福建农林大学修订出台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方案。教学科研型教授任职基本条件选项中，与服务乡村振兴有关的业绩选项占到22%，研究员任职基本条件选项中则占到35%。

　　毛大梅的副高职称，受益于福建农林大学教师评价标准的两个变化：代表性成果可以当代表作，毛大梅用任职期间主持选育的优质水稻新品种送审——它通过了福建省审定，并实现了成果转化；论文盲审成绩不再影响现场答辩成绩，这让以往倒在“含金量不高”论文上的毛大梅首次有机会参加现场答辩，最终得到更综合更客观的能力评价。

　　眼下，高校的评价体系也在发生转变。“当大家看到太多不切实际的东西以后，真正来自基层的、真正能给人一种启示的声音，其实是一种稀缺。”有教授认为。

　　2023年天博官网，厦门大学出台政策，对定点及挂钩帮扶的科技特派员，学校除了提供工作经费和项目经费支持外，还在硕士生、博士生招生指标，职务聘任及岗位晋升等方面进行支持和倾斜。

　　这是四坪村“乡土·潮农”共创团队的新项目——它集梯田、山林为一体，提供艺术研学、农耕体验、生态食物、露营团建，是个生态、生产、生活相融合的立体空间。

　　空间的复合性一如共创团队人才的多元：返乡青年潘国老，艺术家新村民陈晓艺，创业青年潘韡，大学生付宗玉，老村民潘国毅……

　　四坪村，就是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所在的村。与4年前相比，她已经很不一样了——新村民多起来了，多业态社会化生态农业初步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场景开始呈现，还举办了三届全国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启动了乡村访问学者计划。这正是乡村振兴后所形成的特点。

　　当大学的智慧之光照亮了乡村的角落，乡村的实践经验也必然滋养着大学的土壤。让每个人都在所从事的领域更加自觉地去努力，如此，改革就能成燎原之势，燃起更多年轻知识分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